周世爵国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所述极简，而《通典》则甚为详尽，其部分内容如下： 周制，封王者后。
[12] 台湾大学佐藤将之认为，在荀子论理的脉络中，‘一和‘统概念便在此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。我在冯友兰基础上，概括天之义为如下四种：自然义、主宰义、法则义和道德义。
圣人之治的最大成效之一在于能感动人心，天地万物之情均是衡量所感成效的依据。我称为一理想为文明原理。如果诸子在这方面没有区别，那么朱熹那样说的原因就是他重视的是与各家相区别的、儒家在具体方案方面的差等原则等。如何实现？荀子重视规则，主张上取象于天，下取象于地，中取则于人，则群居和一之理尽矣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。以前面所概括儒家治道的7条原则来说，至少有5条明显地体现了治人的特点，即德治原则、贤能原则、人伦原则、礼法原则、风化原则，均体现从改变人入手来施治。
此外，墨子讲兼爱，实亦欲建立一人人相亲相爱之大同社会。朱熹《诗集传·绿衣》：治，谓理而织之也。在孟子看来，圣人之所以超出常人，即在其思：圣人……既竭心思焉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
[200]《与马子莘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六，第232页。从超越的角度看，这其实也就是从经验境界向超验境界的提升。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以人僭天。[12] （一）孔子的超越观念 余英时说，孔子实现了轴心突破（Axial Breakthrough）[13]。
[190]《象山文集序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七，第261页。[194] 这等于说，良知就是先天之性。
这个天是一个形而上者，即与理同。[32]德性在怀，即是内在的。最容易误解的就是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，以为孟子将我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。中国哲学有敬畏天命的思想，有报本的思想，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宗教精神[54]。
……‘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[14]余英时：《论天人之际：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》，第219‒252页。王守仁取消了孟子对感性的天性与理性的人性的区分，认为：所谓汝心，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，这个便是性，便是天理。[218]《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十四，第503页。
[224]这样一来，上文所谓唯圣人就成了唯帝王。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谓理也，义也。
[29]《论语·子罕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90页。体认者，实有诸己之谓耳。
于是，理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三者未尝有异[107]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的表达相矛盾的。这看起来是说的仁义礼智之性都是先天的。[111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2页。[106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二上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92页。[⑥] 确实，康德提出：如果有些原理的应用完全限于可能经验的范围以内，我们就称这些原理为内在的。
孔子的‘天命既有道德含义，又有宗教意义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是一位宗教改革家[53]。关于心，程颐说：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[100]。
而按朱熹的超越范式，既然性即理、性即天，那么，性就不仅是超验的，而且是超凡的。天理之昭明灵觉，所谓良知也[198]。
[202]这就是说，狂狷皆非中道。告子说生之谓性，孟子也承认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[69]，但指出这并非特指的人之性。
诚然，从殷周到孔孟，超越观念发生了周孔之变[11]。[183]《书诸阳伯卷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八，第294页。于是，从康德开始，西方‘超越（transcendence）就已转变为‘超验（transcendental）了，即原来的‘跨过界限达致本体的含义已变为在主体内的一种提升活动。[24]唯其为人格神，天有情感，故孔子说天厌之[25]。
这种以人僭天之所以会带来严重后果，并不是因为它过分抬高了人的地位，而是因为现实的人并非抽象的存在者，而是处于某种群体结构之中的具体的存在者，这种世俗格局要么受资本权力的控制，要么受其他权力的控制，乃至形成福柯（MichelFoucault）所揭露的权力和知识的合谋[⑨]，于是人取代上帝实际上是权力成为上帝。以上两个逻辑环节的必然结论，就是以性代天。
[122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四，第1570页。然而，性即理也，所谓理，性是也[106]。
3．超验者与超凡者的关系：敬畏天命 德性既是内在的，又是超验的，这当然是所谓内在超越。臣等莫不仰叹圣主包含覆帱之量，范围曲成之仁，可谓思深而虑远也已[223]。
然而就其立场而论，王守仁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孟子，他要追求与天为一。[104]《周易程氏传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757页。己分内事，是宇宙内事[167]。[151]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39页。
本文在笔者发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提出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，旨在推进相关研究，以深化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嬗变、成败得失及其未来路径选择的认识。凡语言动作视听，皆天也。
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四十六、卷七十五，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1173‒1174、1935页。
然而按照朱熹的人本主义，则人管一切，乃至管天管地。[12]参见黄玉顺：《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——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》，《东岳论丛》2020年第3期，第160–171页。
